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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謂:“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從某種視角而言,“上下五千年”之中華文明史,就是一部教化衍入教育史。據史載:商祖契奉帝舜命而“敬敷五教”,此應為開中華人文教化之端,并由此確立了中華民族縱橫血緣五倫之序,亦為后來中國儒學“三綱五常”思想之基。

“教化”者,“教”與“化”合謂之也。“教”者,《說文》釋曰:“上所施,下所效也。”意即,“在上者制定頒行,在下者奉行仿效。”所謂“化者”,是轉變人心,轉變人的習慣性觀念??梢?,“教化”對于一個民族的文明而言,是個時空遐邇的絕大工程。古人有曰:“教化出圣人。”說的是在漫長的教化普施過程中,必然會有“圣人”出現,否則教化將無所依,無所據,無所示。僅就商周而言,在“知、仁、圣、義、中、和”極其宏大的“泛德理念”的漸次形成和德化普施過程中,先后誕生了諸如皋陶、尹伊、箕子、周公、老子、孔子等圣人。

“圣人”者,其“圣”在于“立言”,即確立某種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甚或是具超時空意義和思維穿透力的思想體系。如:周公在文王演“易”的基礎上,確立了對立統一的辯證思維體系,從而構建起中華古典哲學殿堂的框架;老子創立了以“人天合一,道法自然”為思想精核的、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中國道學思想體系;孔子創立了以“仁、義、禮、智、信”為思維元素的儒家思想體系,從而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人文架構形成提供了龍骨梁脊。正是由此所謂圣人之立言,才滔滔衍生出春秋以降,戰國諸子百家及再后一些的刑、名、兵、法、農等等諸流派學說之形成。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明的思想寶庫,為其后中國社會的文明演進提供了豐厚的思想儲備。即便對于今世和未來的社會發展都具有著無法估量的借鑒意義。由此可見,“教化”于社會,于民族文明之空間拓展,其功之彌大!

然而,隨著一個社會和民族物質文明的進展,泛化的教化必然會自然衍入細化的“教育”,社會物質文明的進步,其體現于“立業”,而“立業”需要的是大量的精英,“精英”唯教育之所出。若言中國教育之發端,大概應以孔圣設教為始。“賢人七十,弟子三千”,“有教無類”,無疑當為中華教育史之啟發,孔子教下之所謂“賢人”,即應是那個時代的社會精英。

我們說“教化”衍入“教育”,主要是指“圣人立言”,即“圣人”的說教——圣人的思想和觀念之衍入,成為中國兩千多年教育史磐石般的教材及深層次的思想主脊,甚或是思維模式。這種鐵鑄般的教育定式在中國兩千年儒學教育史的過程中風吹不動,雷打不動,盡管改朝換代,而與這鑄鐵般的教育定式,無非是時而銹跡,時而閃光而已。此種現象于世界文化之林而言,足可謂之“中國特色”。

自孔圣設教以降,中華教育史上數位里程碑人物用他們的教育理念對后世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董仲舒,后人尊稱為“董子”,漢景——漢武間人,是將中國教育強力納入儒學鑄范的第一人,亦是將教育上升到關乎國家安全的第一人,大約亦是第一個將儒家六經正式選定為教材的人。其教育宗旨是“以人安仁,以義正己”。因其與中國兩千年間的儒教社會架構相適應,因此盡管歷經血雨腥風的換代,董子之教學體制及理念都得以風雨無阻,長入至今。

在接下來的中國教育史上,兩宋期間,以北宋之程顥、程頤,南宋之朱熹、陸九淵等為代表人物展開的關于“教育”宗旨,泛及教學方法等方面的大討論,于今仍頗具啟迪和借鑒意義。

程顥、程頤,北宋著名理學家,教育家,世人合稱“二程”,二程的教育主張和宗旨大同小異,認為教育的功用,就在于培養創造型人才。程顥主張教育重在改變學生的氣質,從改良學生的氣質入手,培養創造氣質型人才。而程頤更是說得明白:“君子之學,必至圣人而后已。”意思就是,不但要出人才,而且要出如“顏淵”一樣的大人才。程顥、程頤二人的教學目的和宗旨,并未超越漢之董仲舒,二人于教育的貢獻,側重于教學方法上。程顥提出的治學方法是: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程頤提出的治學方法是:立志、敬篤、致知、致用、深思。二人通過切身實教總結出的教學方法至今頗具今人借鑒的。

朱熹,南宋著名理學家,教育家,世稱“朱子”。學術思想承繼二程并光大之,其教育宗旨涉嫌脫離現實:“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然而其總結的教學法也是頗頗可鑒的?!吨熳诱Z錄》將其歸納為六條(六步):居敬持志、循序漸進、熟讀深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簡曰:“持志、居敬、窮理、懷疑、篤行。”

朱子倡導的治學要“疑”,“大疑則大悟,小疑則小悟,不疑則不悟。”鼓勵學生疑,是激發學生自主思維能動性,進而激發創造性思維能力的妙方,亦是培養學子獨立人格,擺脫奴性的靈丹。若論朱子對中國教育史的貢獻,僅此一個“疑”字教學法,便當得起立座之碑!

陸九淵,南宋理學家,教育家。其教育宗旨是“學為人而己,非有為也。”做為大眾教育,亦頗可取。再成功的教育,產出精英畢竟是少數,若多數學子經過教育,雖非精英,能堪為人,亦可言教育之成功。陸九淵之“教育”主張,堪可為人文教育之底線。

研究中國教育史,最值得關注的仍應是清末民初之教育變革。在中國這段近代教育史上首先要提的人物莫過于原生北大(京師大學堂)的創立者孫家鼐,身為光緒帝師的這位“澹靜老人”,不但在1898 年創立了京師大學堂,且首任管學大臣兼學堂總教習(大約是教育部長兼北大校長)。面對積貧積弱、列強環飼、西學漸入的現狀,凡有識之士,大約都會想到從娃娃抓起,教育立國。孫家鼐在《議奏開辦京師大學堂折子》中說:“中國五千年以來,圣神相繼,政教昌明,決不能效日本之舍己蕓人,盡棄其學而學西法。今生回京師創立大學堂,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此是立學宗旨。”

對今世教育最具影響力的當屬蔡元培,曾任民國首任教育總長,1916—1927,任北大校長。他的教育宗旨是提倡培養學問與人格并重的學者,強調學子不但要身體強健,而且要具社會責任心。反對以政施教,重視教育受眾的個性與群性相諧發展。這一點對今日之教育極具啟迪之意義。

以上簡單梳理了中國教育史這株藤蔓主蔓,希望有助于理悟“三維教育,高維成就”新理念之意義。

北大公學倡言的“三維教育,高維成就”之“維”,非指中國古典封建哲學之義的“維”,而是借用現代經典物理學中的時空意義的“維”,賦之以人文教育哲學的內涵。

其義即是:
    “三維教育”即是為孩子們創造相對于社會而清潔的,個性、群性、自然三位一體,氣質、才智、立志三位圓融,形而上、形而下、形神同會,把控過去、現在、未來的立體全息的、生機勃勃的、深邃廣闊的、具足靜態思維、動態開拓的生活與學習空間,以及最具活力生機的知識營養、高品位的師資風范、清新活靈的教學生態。


“高維成就”借物理學概念,“三維”指立體空間,“四維”是時間,最佳的教育模式應是因材施教,用最短的時間為社會提供最佳的人才。能夠壓縮“四維”—時間的教育,才是最佳的教育。至于進入“五維”、“六維”(霍金之學說,宇宙直至十一維),我們可以借指經濟社會之大才。

在我們的教育理念下,我們的培養目標是:尚自然、展個性、開心智、育精英。北大公學提供給學子們一個美妙的三維空間,讓教育回歸自然,讓個性得以舒展,開啟學子們的潛能心智,培育國家未來的棟梁之大才。

借此隨文拋磚,為實現具足前瞻意義的“三維教育,高維成就”而倡言,而努力!

 

北大公學董事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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